得了陈伯宗的激励，殿内的诸将此刻于这收取天下的议论，俱都是兴致大涨。 几位宿将一番客气，终究还是现今实权最大的章昭达第一个站了出来。 他来到那地上的舆图之侧，回身同众人略一施礼，便道。 “陛下欲取天下，此中有一桩大幸与一桩大难，不可不查。” 他手持一杆木棍，先在那图上指了陈国的寿阳，又指了周国的襄阳、汉中与西梁所在的江陵。 只听他道。 “古来以南御北，要旨在守寿阳、襄阳、汉中三地。” “守寿阳所以保淮南，守襄阳所以保荆襄，守汉中所以保巴蜀，自古皆然。” “今我手中但只淮南之土，巴蜀、荆襄，咸在周人掌中。” “陛下既欲一匡天下，必先恢复荆襄、巴蜀二地，全有南土，然后北图，此非奇谋，实理在当然。” “以臣观之，我取荆襄实甚易，而取巴蜀则甚难。” “现今蜀地蛮夷叛乱、连岁相继，周人至今未得平定。” “我若用兵荆襄，其巴蜀之兵，出峡口则将粮道阻断，是以必不得来援。” 他又在图上点了襄阳之北的南阳，道。 “南阳有周兵一、二万，我可引齐人为援，使其不敢南顾。” “周人欲援荆襄，舍巴蜀之外，惟有武关道可通，然过武关道而欲向南援，必经南阳。” “齐人既与周人相攻，其必不得南下，此一路又不必忧。” “如此，则我当面之敌，不过江陵、襄阳二城五万之数。” “我以十万之众先击襄阳三万之敌，周人既欲自救，必遣江陵之军攻我郢州（今武汉），以期断我粮道。” “郢州坚城，不可猝下。我只从容破襄阳，再移师南向，则江陵之敌，覆手可灭。” “此为臣所言之大幸。” 章昭达向陈伯宗一礼，又将手中棍棒指向巴蜀之地的巴郡（今重庆），他言道。 “荆襄既取，继之便为取巴蜀。” “我不得关中、汉中，是以欲取巴蜀，惟有沿大江西上，先克永安，次夺巴郡，而后鼓行西上。” 章昭达手中的棍棒在周国的垫江郡（今合川）以北，盘龙郡（今阆中）以东，巴山以南，永安郡（今奉节）以西，圈出一个大圈。 他继续道。 “然则自永安至垫江，北面之土，俱为蛮夷所据，我欲得蜀地，必重金赂其头人，令其与我亲好。” “即或如此，而我亦必置兵二、三万于沿途，备其叛乱，断我粮道。“ 他环顾众人道。 “诸公或问，攻蜀之兵，何不就地取粮？” 他用木棍在巴郡左右圈了个小圈，又在蜀郡（今成都）左右圈了个小圈，道。 “我察前梁图籍，巴郡左右之民不过二万户。” “若欲活其百姓而用兵，我之所征，不过能供兵士万人。” “而蜀郡之敌则不然，西蜀赖都安堰之利，民殷国富，称为天府，左右户口可十万，而其每户余粮亦多。” “周人若竭力征之，其民可供八万之兵。” 他又圈了圈巴蜀北面的汉中，道。 “周人在巴蜀之兵或五、六万，在汉中之兵则二三万，合之，恰足八万之数。” “我欲用兵巴蜀，则必备十万之师，去守粮道之兵二万，当须备兵十二万。” “此即我所谓之大难也。” 他又看向左右众人，继而道。 “诸公可知，由江陵至巴郡，里程几何？” “水行二千五百里也。” “我观前代图书，皆言此段大江甚凶险，而我逆水而西，其势更难，大船难行，便用小船，其险急处，往往亦须用民夫登岸而拉之。” “大略一船载粮四百石，船自江陵至巴郡须二、三十日，返可六七日，费役工约二十余人。” “以三十日为准，多算役工至三十人，则运粮四百石，须支三十石于民。” “又多算其折损，则运粮四百石，实至三百三十石。” “十二万军士半岁所需，即七十二万石，需用船次二千二百，役工六万五千。” “或虑战况不利，须备一载之粮，既须用船次四千四百，役工十三万。” “如此，足其粮算，欲取巴蜀，则我须备粮二百万石于江陵，发四万民壮六月长役。” “四万民壮劳动六月，其农事便废，其岁将减谷物三、四十万石。” “而巴蜀既下，其民遭受兵戈，其地粮草亦必不足，更须运粮一二岁以促其恢复。” “是知欲取巴蜀，必积粮三百万石而后可得，而其军需、赏赐、抚恤，亦须备钱帛三、四十亿方得足之。” 言及此处，他目视陈伯宗，躬身言道。 “将帅用兵，可为奇谋，资费只此十一或便足备。” “然天子用兵，虑在乾坤，当庙算必成，而后施之。” “此古之圣王所以百战百胜之故也。” 陈伯宗闻言颔首，赞许道。 “章公之谋甚详备，朕知之矣。” “然则，取巴蜀之后，北地如何可取，章公可为朕言之否？” 章昭达闻言，稍作思量，才道。 “大略天子用兵，虑在国用财计，算在天时人和。” “大抵北取天下，须先备骑卒二三万数，积粮数百万，钱帛数十亿，而待北国内部之变。” “臣之所谋，则我当乘舟师之利，先于深冬取青、莱之地（今山东）。” “至春深水涨，便北引青、莱之兵，沿大河西上趋邺城。” “南引江、淮之兵出徐州沿汴水而向伊、洛。” “此二路胜，则西取晋阳、北取范阳为稳固，如此，则天下九分，我得其八。” “而西土关中一隅，即欲顽抗，亦唯束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