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太常寺，陈伯宗见了太常寺下属的太史、太乐等部门的官长，各自赐了些布匹，以为激励。 这些末流的职事官，本是无缘得见天颜的，今日却忽而得受天子召见，更得了些钱帛赐物，其心中荣喜不必多言。 作秀已罢，陈伯宗只留了太常卿江总、（四品）国子博士沈洙、太医令许智藏在堂。 梁制，太常统国子学，有祭酒一人，博士二人，助教十人，太学博士八人。 自东晋以来，国子学学生多为大家子弟，梁武帝因之置五馆隶于国子学下，不限门第，于是有梁一代，寒门之士，稍得出头之机。 陈因梁制，天嘉初年复置国子学召官宦子弟入学，至天嘉五年（564年），陈蒨因陈伯宗之谏，变旧国子学，复置太学于其下，专纳州郡有学之士。 制度虽易，而官长未变。 现今领着国子祭酒一职的，是任职都官尚书的周弘正，都官尚书主管刑狱，事务颇多，是以国子学实际上是由沈洙这个二把手在打理。 先同江总了解了现今太常寺的大致情形，陈伯宗便舍了官职更次的许智藏，先问沈洙道。 “沈公，天下学政现今如何？我都中有学生几人？州郡有学生几人？天下有学者几人？” 沈洙显是有所准备，他镇定道。 “禀陛下。国学之官现领国子学、太学二学。” “国子学生多官宦子，现有学生四十人，太学生则半出寒门，其人为州郡所推，现有学生百二十人。” “通计之，我都中有学生百六十人矣。” “文皇以太学领州郡之学，令州郡皆置学校，纳境中求学之士，郡学每岁推课业出众之数人入州学，州学每岁亦推若干才能之士入太学。” “州郡之学，早在晋宋世便废，文皇复置，现只草具规模，因而现今都中之太学生，才能未具，多充数耳。” 沈洙颇有些古之儒人的风骨，也不掩饰，直道出了现今太学生才不堪用的状况。 他看向陈伯宗，本想应当受些问责，却只见皇帝面色不动，只轻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继续言语。 陈伯宗心内对办教育一事并不焦急，他知晓这是细水长流的水磨工夫。 他静静看向沈洙，听他继续道。 “今我国土之中，直隶十郡，淮南五州二十七郡，江南福、江、湘、郢四州二十三郡，凡九州六十郡，学校皆已粗备。” “岭南之广、桂二州，亦有学校已在筹备之中。” “臣粗计州郡学生之数，大抵有州学生三百余人，郡学生一千三百余人。” “合此二数，我境中在校之学生，数在一千八百。” 陈伯宗在心中暗自点了点头，知识阶层在古今人口中的占比，其实并没有人们感知中的那么大。 两汉办学最盛之时，天下学生不过十万之数，其时天下人口已有四五千万，其情势可见一斑。 他又听沈洙道。 “前梁文学之盛在于大同年时，其时天下承平，江表安定，梁帝与诸王雅好文学，江南之治学者可二三万数，规模不让元嘉之世。” “侯景乱起，天下学士，丧于兵戈者，十之八九，臣私计之，今国中治儒学者，当不足四千之数。” 陈伯宗闻言一叹，道。 “未意天下学者，稀少若此。” “然则以卿观之，天下百姓能识文字二三百字者，数有几何？” 沈洙思索稍许，终于道。 “除治儒学者外，百姓中能识文字者，或为官吏，或为僧道。” “我境中沙门兴盛，佛寺数千，其中能识文字者或在一、二万众。” “至于官吏贵人，能识文字者至多不过十万，大略在六、七万也。” 陈伯宗闻言诧异，他知晓现今国中官吏总数，约在六万上下，其亲眷中能识文字之人，理当不会太少，他便问道。 “官吏家眷中能识文字者，其数不多否？” 沈洙闻言，知晓皇帝并不了解底层的官吏系统，道。 “国中之吏，户在别册，多为父子相承，守职事而已，以故天下之吏太半不通文字，但知其守则而已。” “天下之吏能晓文字者既少，是以其家眷中能识文字者，亦不见多也。” 陈伯宗沉默了，若是沈洙的言语同现实能有七八分接近，那么在现今自己手中这个掌握着近七百万编户的国家里，竟然只有十万人左右的识字人群，比例不到千分之二。 陈伯宗心中生出一丝苦涩。 这个比例的识字率，意味着现阶段流行的按户征税办法，的确是执行中最为简便有效的选择。 田亩的丈量需要有一定知识才能把握，其中权力的寻租空间极大。 而人头数量，只要会从一数到一百，便不会存在知识上的壁障，对于基层的税赋征收，却是最为简明有效。 在这种状况下，互相制约监督变得容易，反而能够提高征税效率。 自秦汉以来极低的田亩税率，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。 这更像是朝廷对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宣称，税吏与土地所有者都只是相互意思意思、客气客气。 毕竟一块地究竟多大，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人想仔细计较，也没有人能仔细计较。 念及此处，陈伯宗将心中那个度田的打算抛掉，同众人说起了正事，他道。 “先帝曾许诺将于今岁大开科考，朕欲将国学之官自太常之下分出，理天下学政，兼办科考，为国进才。 言到此处，他看向江总，道。 “江卿素善文学，能搜奇士，今可愿转任国子祭酒，为后来百官师表？” 国学系统一旦划出，太常职权势必大减，地位亦将随之